暂“休战” 美欧达成钢铝关税协议

比如说，我们在《网络安全法（草案）》的建议稿中提出建议，不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网络设施上所形成的网络空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出台了70多部法案，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使美国化危为机走上世界第一强国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一个毛坯房，需要进行精装修，需要根据新实践、新要求不断进行修改完善。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禁区，我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就是靠打擦边球、踩法律红线创造奇迹的，今天仍必须靠这种良性违法来推动改革发展。商鞅变法明刑正典、诸葛亮治蜀整肃纲纪、孝文帝改革摒弃鲜卑旧俗、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张居正变法实现万历中兴等，莫不如此。改革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体 改革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既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又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所以说，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的红利、就是法治的红利，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既是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鲜明特征，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兴国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与法治虽然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就外在形式而言，二者的差异又是十分明显的。

三是从功能特征看，改革主要表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而法治则主要表现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障功能。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取得显著进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工作布局全面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逐步深入人心。其中司法审查尤为必要。

对地方性的案件，比如藏族的人命案，他们的传统习惯做法跟汉地完全不同——不是杀人偿命，而是按照命价赔钱，你只要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出一定的牛羊马匹或者一定的金钱，凶手就不用被判处徒刑，更不用被判处死刑。法学界有一个共识，如果一种法律不能代入到司法当中，如果它不具有可诉讼性，那它就不能叫有效的法律，而只能是无效的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理解为把依法治国当成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抓手。另一问题是，如何衡量权力的明晰?我以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公权力(无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都能被公民、法人或者法人组织起诉的时候，才能说明权力是明晰的。

这说明宜兰县的地方自治性很强。有人会说，你强调纵向的权力划分，就是在向中央要权，这完全是种误解。

所以，要把司法改革真正嵌入到中国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中去，使权力内部形成一种真正的相互制约机制，就必须设法改革国家权力结构。而法学界绝大多数人则一以贯之地强调法治。第三，应把我国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这种由国家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的做法，显然搞不下去了，因为混淆了国家权力和企业权利的界限。

再次，我们知道，我国法院的财权长期控制于行政机构之手。我想，如果能够做到如上三点，那么，司法的地方性也就会有基本保障。由蒋宝信根据录音整理，我略作修改，本文首发于共识网。普通公民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怎么改革呢?普通公民可能并没有提出直接的方案，但我们的学者们或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要实行议行分开，政府机构的权责必须清楚，责任和权力必须分明。

但人们一旦根据社会的道德、经济、政治等决定因素制定了法律之后，就一定要强调法律的工具理性对所有道德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包括执政党的政策问题的调整性，即上述都被结构到法律的程序框架或者工具框架当中去。所以，形式理性意义上的工具主义，或者说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工具主义，并不是我们传统中就拒绝的东西，搁在今天，则更是我们一定要弘扬的内容

可今天，有几个法学圈以外的人知道此事、且感兴趣?国民对民法典的冷淡，难道不值得法学界和立法者深思么? 法学脱离自家文明，法律凌驾国民生活之上，吾不知其可也。经过这样的过程，国民对于法律会有亲和之感。

这些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法学家的文化无知、冷漠、怨恨，让他们在诸多法律中，完全无视国民之生活方式，而以他们自以为先进、进步、现代的观念，凭空构造法律，强加于十几亿国民。我不能不说，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家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对自己国家源远流长的观念、知识和制度，如今日中国法学那样隔膜、无知、冷漠，而充满怨恨之情。更一般地说，民事习惯调查可以让法律起草者们对国民的生活有直观把握，掌握民情、民风、民气。首先，当代中国法学家、法律人群体普遍没有文化。而这恰恰是今天的法学界、法律界严重匮乏的。民法典与此不同，它规范国民的生活方式。

其结果是，学生只是法律的工程师，十分类似于秦制下的刑名吏。如此法学教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没有文化的法律人，真可怕。

但这种状况，在法学领域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而严重。而国民之生活方式绝不是平面铺开的，不是奇迹般降临的。

没有民法典，国民尚可生活下去;有了民法典，国民反而要从头学习生活，中国人之间形成秩序的难度反而增大，社会治理成本反而更高。今天中国之法学教育，完全没有文化的维度;由此也就完全没有伦理的维度。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法学界立刻积极行动起来。同时，调查展开的过程，也是国民对自身生活方式自觉、反思的过程，这未尝不是一场很好的法律教育活动。纵向对比一下，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学家，也不是这样的：毕竟，他们从小在家里接受过中国文化之教养。当然，并非法学家如此，整个知识界、差不多所有精英，都是如此。

所以，今天占据着权威地位的法学大家们，与其忙着东拼西凑民法典草案，还不如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全面改造中国的法学教育。或许，未来会有新一代法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体认，肯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如是，堂堂国家之法律，不再是维护公共秩序之公器，而成为某些人强制推行一己之观念的私器。法学家群体主流心智如此，照我看，还不如不制定民法典。

晚清制定民法，还做了相当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假定到了制定民法典的合适时机，恐怕还需要再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展开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

但，法律理性是在给定的生活之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它只是一台显微镜而已，法学家借助这件工具，体认、理解、探究国民之生活，也即特定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各人之权利、义务。如何理解内嵌于这一结构-网络中的个体之权利、义务?回到塑造它的本源，或许是最为简单的办法。我的疑问是：总体上对中国文化持有负面看法的法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或者与他们同流得立法者，能制定出好的民法典吗?我的回答是：绝无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反观今日之中国法学，不够谦卑，兼以无知，故不足以制定好的民法典。

这样的法学家不是在谦卑地法律国民的生活秩序，而是以国民的改造者、解放者自居，且洋洋得意——费孝通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不幸，今天仍然严重存在。由此，他们的心智，最好的情况，是对儒家、对中国文化无知，并在情感上冷漠;更普遍而糟糕得多的情况是，对儒家、对中国人几千年创造、累积的文明，不加反思地持有全判否定态度。

法学家的工作，也是发现国民生活中之法律(law)，而以相对规范、连贯的法律语言表达。本人也研究过七八年法学，尤其是英格兰普通法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英格兰现代秩序生成过程中之作用，由此我深知：法治至关重要。

正是这一研究，引领我思考一系列先设问题：谁来制定法律?凭什么制定法律?以什么心态制定法律?我的看法是：颁布良好法律的前提是，法学足够谦卑，法律顺承国民之生活，仅予以美化、提升。在此过程中，法学家之法律理性当然发挥重要作用。